槟榔,方形脸,以及 某种类似于爵士乐的东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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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嚼槟榔是什么时候,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大概是高二的某个夏天,空气黏稠得像融化了一半的麦芽糖。朋友递过来一颗,用那种分享秘密武器的语气说:“提神醒脑,比咖啡因猛。”那东西外面裹着一层甜腻的糖浆,内里却是粗糙坚硬的纤维,嚼起来有种原始的、近乎暴力的快感。口腔里先是短暂的甜,然后是涩,最后是一种灼烧般的刺激,直冲天灵盖。世界仿佛在那一刻清晰了零点几秒,随后又迅速模糊下去,像一台焦距没调好的老旧放映机。
第一次嚼槟榔是什么时候,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大概是高二的某个夏天,空气黏稠得像融化了一半的麦芽糖。朋友递过来一颗,用那种分享秘密武器的语气说:“提神醒脑,比咖啡因猛。”那东西外面裹着一层甜腻的糖浆,内里却是粗糙坚硬的纤维,嚼起来有种原始的、近乎暴力的快感。口腔里先是短暂的甜,然后是涩,最后是一种灼烧般的刺激,直冲天灵盖。世界仿佛在那一刻清晰了零点几秒,随后又迅速模糊下去,像一台焦距没调好的老旧放映机。
这是最好的时代,也是最坏的时代。
我叫李明,一个普通的白领,每天穿梭于这个城市冰冷的钢筋水泥森林。格子间是我的堡垒,外卖APP是我的军火库。我曾以为,这就是时代的进步,指尖轻点,美食即达。直到那条新闻像一颗石子,砸碎了我平静生活的湖面——“黄焖鸡卧底记者提醒11点前别点外卖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