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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那地方，夏天来得早，也格外长。五月里，日头已经毒得很，柏油路晒得发软，踩上去，鞋底子都粘粘的。空气里弥漫着栀子花的甜香，还有河边水草沤出来的腥气。那年头，知了还没开始叫唤，但午后总让人昏昏欲睡。

老雷，雷震东，名字挺响亮，可最近这一个月，他觉着自个儿活得比那闷葫芦还憋屈。公司里那点事儿，芝麻变西瓜，西瓜变成冬瓜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报表上的数字，像一排排呲着牙的小鬼，夜里头老往他梦里钻。人送外号“雷布斯第二”，可这“第二”的滋味，如今尝着，净是黄连。他自个儿也嘟囔：“这一个月，真他娘的是创业以来最难的时候咧！”

老王，王守义，名字土，人也实在，在街道“综合治理办公室”当个办事员，一晃悠，快二十年了。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街心花园，春天看花，夏天听蝉，秋天扫落叶，冬天盼暖气。日子嘛，就像那窗外的四季，一茬接一茬，看着热闹，其实也没多大分别。

这天儿，闷得像口没开封的酱缸。立夏刚过，暑气还没真格地下来，可上海这地方，人一多，那热乎气儿就跟灶膛似的，自己往上拱。老王，王德顺，退休快五年了，今儿个被小孙子闹腾得没法子，舍了胡同口的棋局，颠颠儿地跟到了这劳什子“欢乐谷”。

李建功的名字，是用钢水浇筑出来的。改革开放的浪潮中，他凭着一股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蛮劲，硬生生从一片滩涂上，建起了庞大的钢铁王国。他的“建功集团”，不仅是地方经济的支柱，更是那个激荡年代里，个人奋斗与时代机遇合流的某种象征。财富像高炉里的铁水一样滚滚而来，堆积成令人炫目的数字，也筑起了李家无形的壁垒。

王二觉得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更黏糊些，连风都带着一股子潮气，吹在脸上，像是没拧干的抹布。他缩在自家那间朝北的小屋里，对着桌上那块黑黢黢的方块——他们管那叫“手机”——发怔。这玩意儿是他的眼，他的耳，有时，也像是他的脑子。

我，王二，在一个奇特的地方上班，叫做“青少年行为及心理调适中心附属拒绝上学专项门诊”。这名字长得像一段火车，轰隆隆地碾过你对青春期叛逆的所有浪漫想象。春天来了，窗外的杨树毛子像下雪一样飘，可我们这儿的“春天”，是打着喷嚏、流着眼泪、死活不肯踏进校门的孩子们，数量多得像春天播撒的花粉，据说已经快突破一万人次了，真他妈的是个丰收年。

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

我叫李明，一个普通的白领，每天穿梭于这个城市冰冷的钢筋水泥森林。格子间是我的堡垒，外卖APP是我的军火库。我曾以为，这就是时代的进步，指尖轻点，美食即达。直到那条新闻像一颗石子，砸碎了我平静生活的湖面——“黄焖鸡卧底记者提醒11点前别点外卖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