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二觉得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更黏糊些，连风都带着一股子潮气，吹在脸上，像是没拧干的抹布。他缩在自家那间朝北的小屋里，对着桌上那块黑黢黢的方块——他们管那叫“手机”——发怔。这玩意儿是他的眼，他的耳，有时，也像是他的脑子。

在那个尘土飞扬的小镇，名字如同灰尘一样，轻易就会被遗忘。林晓晴的名字，曾经是镇上最明亮的一颗星。她的家，是那种风一吹就会颤抖的土坯房，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汗水浇灌着贫瘠的土地，也浇灌着她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学梦。那一年，录取通知书像一只金色的鸽子，扇动着翅膀，飞进了这个卑微的家。红色的印章，白色的纸张，承载着一个少女对未来的全部想象——阳光普照的教室，浩瀚的书海，以及，逃离这片土地的希望。

王明第一次听说“三蹦子短缺”的消息时，并未在意。那不过是一种构造简单、甚至有些笨拙的三轮摩托车，在他居住的这座庞大、高效、总是奔向未来的城市里，显得格格不入。然而，几天之内，这消息像一种无声的瘟疫，迅速蔓延开来。起初是邻居在楼道里低声议论，接着是办公室茶水间同事们焦虑的眼神交换，最后，连街边卖煎饼的大爷，找零钱时都忧心忡忡地补上一句：“听说美国那边抢疯了，咱们这儿怕是也要断货喽。”

那则新闻，如同投入时间静湖的一颗石子，涟漪迅速扩散，最终抵达了档案管理员K所在的、被遗忘的部门。总统先生，在一次即兴的发言中，表达了对奇迹的向往——他想见见那位据说活了三百岁，并且仍在社会保障系统名单上的幽灵。命令层层下达，最后变成了一张字迹模糊的便签，放在了K落满灰尘的办公桌上。任务：核实并定位伊利亚斯·格林（Elias Greene），男，据称生于172X年，现仍为社保受益人。

事情是从那家名为“万家福”的超市开始的，当然，也可能早已潜伏，只是借由这次闭店清仓才显露峥嵘。官方记录显示，在清点资产的最后阶段，核算员，一个姓王的、戴着老花镜的谨慎男人，反复核对了三遍，最终颤抖着报告：五百一十七辆购物车不翼而飞。并非损坏或遗弃在角落，而是彻底地、无法解释地消失了。

城市，这座钢铁与玻璃筑成的巨兽，在白昼吞吐着人流，于夜晚闪烁着永不疲倦的霓虹。摩天大楼的尖顶刺破云层，仿佛要攫取天堂的秘密，而在它们的阴影之下，狭窄的巷弄如同巨兽体内纠结的肠道，蠕动着卑微而坚韧的生命。

就在这样一条巷弄里，住着一个名叫阿梅的年轻女子。她的居所，与其说是房间，不如说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，仅能容纳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以及窗台上几盆顽强生长的绿植。然而，阿梅的世界并非全然黯淡。她拥有一件“宝物”——一部边缘磨损、屏幕带着细微划痕的第六代苹果手机。在这个最新款手机如潮水般更新换代的时代，这部老旧的机器，在她手中，却焕发出奇特的光彩。

老马，马老师，他几乎就是这所尘土飞扬的乡村小学的同义词。四十年了，像一棵老树，根须深深扎进这片贫瘠的土地，看着一茬茬的孩子们，像风中的蒲公英，飞向远方，有的飞得高远，有的，则落回了更深的泥土里。他的头发早已从墨黑变成了霜白，粉笔灰染白了他的鬓角，也仿佛蚀刻进了他生命的年轮。再过三个月，仅仅三个月，他就能触摸到那个叫做“退休”的彼岸了。岸那边，是想象中应得的宁静，是每月虽然微薄但稳定的退休金，是终于可以放下的教鞭和不再声嘶力竭的喉咙。

我，王二，在一个奇特的地方上班，叫做“青少年行为及心理调适中心附属拒绝上学专项门诊”。这名字长得像一段火车，轰隆隆地碾过你对青春期叛逆的所有浪漫想象。春天来了，窗外的杨树毛子像下雪一样飘，可我们这儿的“春天”，是打着喷嚏、流着眼泪、死活不肯踏进校门的孩子们，数量多得像春天播撒的花粉，据说已经快突破一万人次了，真他妈的是个丰收年。

北平的土，到了礼拜六，好像也带着点儿歇息的意思，懒洋洋地在太阳底下打滚儿。可老王头心里这块土，却像是被昨儿夜里的风给吹硬了，板结着，透不过气来。

他窝在南城那间巴掌大的小屋里，窗户纸上糊着旧报纸，印着些早已过时的洋行广告，字都快褪没了。屋里一股子陈年的烟火气，混着点儿淡淡的霉味儿。他就这么坐着，对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眼神儿发直。

K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接到那份通知的。通知并非直接交到他手上，而是像往常一样，夹在他办公桌上那堆永无止境的文件中间，仿佛它生来就属于那里，一张薄薄的、印刷略显模糊的纸，散发着廉价油墨和某种难以名状的官方气息。K是税务大楼里一名普通的关税核算员，负责处理来自特定区域的进口商品税费。这份工作他干了许多年，早已习惯了数字的枯燥和条例的繁琐，像钟表一样精确，也像钟表一样缺乏生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