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接到那份通知的。通知并非直接交到他手上，而是像往常一样，夹在他办公桌上那堆永无止境的文件中间，仿佛它生来就属于那里，一张薄薄的、印刷略显模糊的纸，散发着廉价油墨和某种难以名状的官方气息。K是税务大楼里一名普通的关税核算员，负责处理来自特定区域的进口商品税费。这份工作他干了许多年，早已习惯了数字的枯燥和条例的繁琐，像钟表一样精确，也像钟表一样缺乏生气。

老王终于搞到了那辆车。不是偷，不是抢，是用一种更符合这个时代特色的方式——你懂的。一辆崭新的，闪着金属光泽的，带着巴伐利亚骄傲的，五个字母组成的铁家伙。理论上，这玩意儿象征着成功，至少是那种油腻腻的、别人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成功。老王摸着方向盘上那块蓝白相间的标志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，还是一只刚磕了药的兔子，亢奋得直蹬腿。那感觉，就像年轻时第一次摸到姑娘的手，又软又滑，充满了无限可能性，好像马上就能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K.觉得有必要去一趟警察局。这并非出于愤怒或是报复，尽管她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怒——那个自称单身的、与她交往了近一年的男人，那个温文尔雅、谈吐得体的Z先生，竟然早已有了家室。她发现这件事纯属偶然，像是在干净的地板上发现一根不属于自己的头发那样突兀。这不是愤怒，K.对自己说，这是一种对秩序的确认，一种对事实的必要澄清。欺骗就是欺骗，就像二加二等于四，这是一个需要被记录在案的事实。

他第一次在凌晨两点半醒来时，以为只是偶然。窗外的城市沉睡在一片稀薄的光晕里，霓虹灯像垂死的星辰，闪烁着最后一点疲惫的色彩。他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，红色的数字“02:30”像一个烙印，清晰地灼烧在他的视网膜上。口渴，他想，然后起身喝了杯水，重新躺下，很快又睡着了。

K，或者我们暂且叫他老王，反正名字在这种无休止的奔波中早已磨损得只剩一个模糊的代号，他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电动车，穿梭在城市迷一样的血管里。今天系统派给他一个特殊的订单，标记着“加急”和“药品”，备注栏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写着：“救命药，请务必快点，家里只有老人。”地址指向城市边缘一个老旧小区，那里像被遗忘的褶皱，藏在光鲜亮丽的都市表皮之下。

K厌倦了办公室那股灰尘和绝望混合的气味，决定在假日去登山。他听说城郊有座山，不高，但风景据说能洗涤心灵。他需要洗涤，迫切地需要。城市像一张巨大的、黏糊糊的网，他感觉自己正被慢慢消化。山，或许是网外的一点真实。

李明，这座钢铁森林里一株不起眼的野草，每天在轰鸣的机器旁贡献着汗水，只为换取那几张能让他在城市边缘勉强立足的钞票。他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能装下出租屋那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，以及远方女友梅玲那甜美的笑脸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他那部用了三年的旧手机，以及里面那个寄托着他所有希望的苹果账户。

鎮の空気は、いつものように淀んでいた。埃っぽい午後の日差しが、王阿福の家の煤けた窓ガラスを鈍く照らしている。家の中は、もっと淀んでいた。王阿福の長い溜息と、妻の李秀娟の押し黙った抵抗とが、見えない壁のように夫婦の間に聳え立っていたのだ。

那座城市，像一头钢铁巨兽，匍匐在浑浊的河岸，吞吐着烟尘与喧嚣。在它腹部深处，一条逼仄、潮湿的小巷，蜷缩着老马和他的孙子，小石头。小巷是城市的褶皱，是阳光不屑于长时间逗留的角落，但对于老马而言，只要有小石头的笑声，这里就是天堂仅存的碎片。

第一次嚼槟榔是什么时候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大概是高二的某个夏天，空气黏稠得像融化了一半的麦芽糖。朋友递过来一颗，用那种分享秘密武器的语气说：“提神醒脑，比咖啡因猛。”那东西外面裹着一层甜腻的糖浆，内里却是粗糙坚硬的纤维，嚼起来有种原始的、近乎暴力的快感。口腔里先是短暂的甜，然后是涩，最后是一种灼烧般的刺激，直冲天灵盖。世界仿佛在那一刻清晰了零点几秒，随后又迅速模糊下去，像一台焦距没调好的老旧放映机。